这场大幕已经拉开。

两年来，农村政策频出。今年，历时6年的土地确权进入了收官之年。7月10日，农业农村部刊发通知，集体经济薄弱村的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在明年底之前要全面铺开。

回望数千年来的中国，可以说，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土地改革史。井田制、均田制、大泽乡起义、黄巾起义、太平天国运动、一条鞭法、摊丁入亩，这片土地上，发生了太多的悲欢离合，承载了所有朝代的起承转合。

1645年，清军攻陷南京，黄宗羲召集黄竹浦600余青壮年，组织“世忠营”反清复明。这一年，英国的国王与内阁发生冲突。

西方、东方，2次战争催生了一个向前看和一个向后看的不同结局。英国正式进入君主立宪制度，开启了近代资本主义的制度创新；黄宗羲揭竿失败，拒不仕清，退而著书立说，提出了著名的“黄宗羲定律”。

“斯民之苦暴税久矣，有积累莫返之害，有所税非所出之害，有田土无等第之害”。“黄宗羲定律”解释了中国历代的土地改革，始终困在“积累莫返之害”的怪圈中，周而复始。

2003年，温家宝总理在全国人大会议期间郑重表示：“历史上每次税费改革，农民负担在下降一段时间后都会涨到一个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共产党人一定能够走出‘黄宗羲定律’怪圈。”

3年后，农业税取消，缠绕中国土地和农民2000多年的“黄宗羲定律”被终结。一场关于中国农业的新变革序幕也自那时，徐徐拉开。

谈到土地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江苏省吴江县开弦弓村和北京西皇城根南街9号院，是中国近代农业改革历史上，永不磨灭的两座灯塔。

1938年社会学家费孝通在英国伦敦大学做博士答辩，论文题为《开弦弓，一个中国农村的经济生活》，举世轰动。多年后，引述他论文的部分内容，在他的《乡土中国》中，用差序格局定义了血缘、地缘、经济水平、政治地位、知识文化水平所决定的中国农村社会结构。

1980年代，从四面八方上山下乡回京的年轻人，一起走到了皇城根南街9号院。在这里一位近逾70岁，操着一口浓重山西太古口音的老人，在等着他们。他就是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的杜润生先生。

九号院里，杜润生不拘一格降人才，他将34岁的农民报记者翁永曦破格选任为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研室副主任，将时任中国社科院近代所助理研究员的王岐山破格任命联络室副主任、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中农信总经理。从美国留学归来的林毅夫被破例聘为研究员，而外交部前部长乔冠华夫人章含之也被杜润生调进任命为外事局局长。

除此之外，还有300多青年知识精英积极参与了9号院组织的多批次的农村调研活动。他们共同组成了“一号文件”的智囊和大脑。王岐山、陈锡文、杜鹰、林毅夫、周其仁、翁永曦、王小强……一批批知识精英后来成为中国发展的中流砥柱，甚至成为了整个国家政策决策的重要人物。

他们都有一个统一的称谓，杜老门生。

所以，谈到土地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1978年12月，安徽凤阳小岗村18户农民，他们摁血手印，把集体的田私分了。他们互相承诺，如果谁坐了牢，其余的人要把对方的家人照顾好，把他的孩子养大。这是建国后第一次土地包产到户。

诺贝尔经济学家科斯在他的《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中说道，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中，是存在所谓“双轨结构”的。大意是说中国经济的成功离不开自下而上的“边缘革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个体户、乡镇企业和经济特区这些确定“产权”的活动，其实苗头都出现在1978年之前，而且各地都已经偷偷摸着石头过了河。

土地，对于中国农民来说，是生于斯、长于斯。它长出了属于中国的农村氏族文化和经济结构。因文化的牵扯，所以它承载的话题太过沉重，对它的改造可谓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我们谈到土地时，谈到的正是这片土地成长出来的文化、血脉和未来。

确定的权利，确定的未来

晚年的杜老，总是说，他有几个遗憾。其中一个便是想建立一个与工会、妇联一样的农民协会。

做无人机植保的麦飞科技做过一项调查，结果显示，我国20.25亿亩土地上，现有农产者近3亿人。其中，65岁含以上年龄人口，在镇、村两级有8791万人，占农产者的近1/3。乡村人口已经连续16年下降了21%。2017年国土资源部发布数据，全国闲置、空置的农房数量达到了7000万套。

一代人正老去。

长期以来，与农业打交道就是与农民打交道。

做农村闲置房屋转化的唐人旅游创始人张晓军说，在农村创业，有三点禁忌：

一是认为农民傻，好蒙好骗，忘了自己是在别人盆里刨食吃，别人说撤就能撤；

二是忽视了农民的经济属性，认为农民就是种地、唠嗑、晒太阳，不考虑他们的经济诉求；

三是居高临下的城市沙文主义，以扶贫的心态对待农民。

在费孝通的乡土中国世界里，中国农民是不需要，也很难建立协会的。差序格局形成的涟漪效应，是族长、村长，乃至村霸维系地缘关系的纽带。这种纽带，因为历史和文化的掌故，形成了对内团结，对外排斥的结构特点。但终究，这种纽带也会随着这代人的老去，新一代的离开，成为历史。

在土地流转交易平台土流网上，累计已交易土地11598万亩，2007-2016年，10年土地流转面积上涨了7.34倍，占家庭承包面积比例达到了35.1%。中国经济网的一项报告显示，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产业化经营组织、社会化服务组织等新农人企业超过400万家。

一代人正年轻。

杜老期待的农民协会，已被沉淀到田间地头的“工会”替代。这里是新一代互联网人、高知人群的新的试验场，差序格局正逐步由一种打破了城乡二元结构的新的经济和社会关系取代。

2007年，重庆、成都两市宣布成为国家城乡综合改革试验区。一次在成都开会的机会，使得周其仁对那底下发生的事产生兴趣。他写了一封建议信，提出试办土地交易所的构想，得到了时任重庆市委书记汪洋的重视。

2008年10月，全国第一家农村产权土地交易所在成都挂牌。

农村产权土地交易所的试点打响了农村土地产权改革的第一枪。2013年1月31日中央一号文件下发，全面的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开始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土地确权无异于一次针对农业的改革开放。

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的确立，就类似于把长久作为生产工具使用的土地，回归到生产资料的属性，并成为了农民的一项“固定资产”。

2019年，已经进入土地确权的收官之年，新的序章开始书写。

土流成金

正像科斯所说的“双轨结构”下的“边缘革命”，土地的流转和增值早在土地确权政策实施之前就已经展开。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致力于土地流转的企业，不下30家，但有融资纪录的仅有4家。

土流网创始人伍勇说，长久以来，土地流转的生意与国家政策并行，不能走过快，也不能走过慢。能够走出来的企业，大多是押对了赛道，在国家政策相关政策出台之前，就已经有了布局和落子。

事实上，这也是企业与政策之间的“双轨结构”下的“边缘革命”。

我们从30多家从事土地流转业务的企业中，选出了4家有融资记录的企业，对他们的融资情况、商业模式做一项对比分析。

土流网成立于2009年，获得了A轮、B轮、C轮共数亿元融资。深耕土地流转领域10年，除传统土地流转外，土流网如今形成了以土地流转+农交网+产业园+农村住宅服务+土地金融等为核心的全矩阵平台模型。

地合网创办于2015年，获得了天使轮、A轮共2000万融资。其以线上平台结合线下分站运营商模式，建立土地综合服务中心，并发展土地经纪人加盟提供服务。地合网为用户提供看地服务、土地流转交易服务、交易过户、土地推介等6大类、近30个小类服务，按照服务模块收费。

地呱呱成立于2016年，获得天使轮1000万元融资。地呱呱定位为农房农地综合服务平台，着力建造资本资金对接农房农地的管道，建立农村不动产的大数据库，其数据价值与金融需求是其属性的核心。

聚土网成立于 2015 年，获得了天使轮、A轮、A+轮、B轮共上亿元融资。现在，其基本形成从上游土地到下游产销的农业全产业服务体系——面向下游的加工厂和流通商签订订单，提供数量和品质稳定的货源。在上游则采用“平台+规模农户”、“平台+政府/合作社+中小农户”模式与农户签订意向种植和意向收购合约，并提供相关服务。

行业转折点

30多家致力于土地流转的企业，仅有4家有公开融资记录，至少说明了，资本层面对土地流转行业态度相当谨慎。一方面，土地流转与国家政策息息相关；另一方面，从现存的土地流转企业来看，盈利模式相对单一，变现能力较弱，投资回报期很难预期且普遍较长。基本上，在土地流转领域，也出现了卡位现象和头部效应。

土地确权是这个行业的转折点。

1. 东莞厂